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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近访孙家栋院士

发布时间:2005-10-13 13:18:54   点击: 2696次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什么时候认识钱老的?什么时候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孙家栋(以下简称孙):最初认识他 是1958年。我从苏联留学回来被分配到当时的五院一分院总体设计部工作,钱老是五院院长兼一分院院长。钱老非常重视总体部的工作,经常来检查指导。后来,由于工作职务的变动,在设计、研制、生产、试验中,我与钱老接触越来越多。1968年成立空间技术研究院(即七机部五院,五院已在1965年改制为七机部),钱老是七机部副部长兼任五院院长。他向组织上推荐,点名把我调到五院,直接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可以说是耳提面命,经常接受他的教诲,受益匪浅,感触颇多。

他建议建立我国的航天工业

记:您能否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钱老回国后的工作情况?

孙:我认为钱老贡献最大的,是他对开创我国航天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归国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56年2月,他就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并分别向毛泽东、周恩来和几位元帅陈述自己的想法,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建立我国的航天工业。他的意见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建立筹备机构,并很快于1956年10月8日成立了我国的导弹、火箭研究机构——第五研究院,由钱老任院长。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几个年头,工业那么落后,经济和科学技术力量那么薄弱,钱老刚从美国回来就提出我们自己搞导弹,而且义无反顾地担起院长的重担,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他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在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作出了令人折服的判断,满怀信心地带领我们干起来,以他的威望、智慧和魄力,为国家、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名垂青史的大事,人们称他为“中国的航天之父”,那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

记:当时的情况怎样?

孙:1958年毕业回国后,组织上分配我到五院去搞火箭导弹。导弹是什么样子?怎么设计?怎么制造?我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听领导和同志们给我讲五院成立的背景,讲国家的需要,讲有钱老这样的世界知名科学家带领,有党和国家的特别重视和支持,我的信心逐步增强了。再一看周围的同志,有学力学、数学、化学、纺织、文史的,五花八门,就是没有一个学导弹的,我们学航空的倒是与导弹专业最接近,这进一步增强了我的信心。钱老亲自给我们讲授导弹概论,还请庄逢甘教授讲空气动力学,请梁守槃教授讲火箭发动机,请朱正教授讲制导等等。经过艰苦的谈判,苏联陆续支援我们几发模型弹,派来一些专家。虽然两年后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了所有专家,带走了所有图纸资料,但在党中央“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方针的指引下,从仿制到独立研制,我们很快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发展航天事业的道路。从1960年第一枚近程导弹研制试验成功至今,我们的运载火箭已经有11个系列,可以发射各种轨道的航天器;从1970年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至今,我国已经形成多功能、多用途的应用卫星体系;神舟飞船多次成功发射,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中国航天事业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路程,回头来看,钱老那种建立在科学思考基础上的魄力,那种为国家、为民族不怕担风险的大无畏精神,影响着我的一生,他的威望、学识和人格影响着一代甚至几代人。

他带领我们走出一条正确的技术道路

记:钱老在我国航天事业的创建中功不可没,那么,他在航天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孙:在宏观上,中央对发展航天事业制订了正确的方针,聂荣臻元帅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指导思想,中央把它确定为老五院的建院方针。怎样贯彻这个方针?钱老从技术上带领我们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钱老很重视科研,在他的努力下,逐步建立起一支强大的能攻关克难的科研队伍。他常说,如果没有自己的科研队伍,不搞科研,只搞生产,那就只能仿制。在钱老打下的基础上,航天科技工业几代领导都很重视抓科研队伍建设,抓科研工作。现在,当时形成的预研一批、研制一批、生产一批的“三步棋”指导思想仍然在指导我们的工作。

钱老以他的远见卓识,带领我们制订了正确的发展规划,避免了走弯路。导弹火箭怎么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主持制订了12年规划,我们提前完成了。接着制订“八年四弹”规划,这个工作我参加了,仍是钱老主持。他经常听取我们的汇报,和我们一起讨论,审查我们的计算结果。这个计划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干扰,但后来也完成了,它的实施使我国的导弹火箭研制生产上了几个台阶。空间技术研究院建立后,卫星研制、应用事业怎样发展,又是钱老主持,制订了“三星规划”,即东方红一号、返回式卫星和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为空间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作为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院长,体会更深。

记:请您结合导弹和卫星研制的情况,详细谈谈钱老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提出的思路。

孙:在研制导弹初期,我们从仿制到自行设计阶段,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样搞设计——要有个程序,先办什么,后办什么,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办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钱老提出研究流程,理清各设计环节间的关系,对整个设计过程画流程表。钱老提出两个很重要的观点:第一要有总体设计部,对一些扯皮的复杂问题,从总体优化的角度加以协调;第二就是系统工程。我国的航天系统工程实际上是从画网络图开始的。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对推动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对航天队伍的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在导弹总体部时,就制订了我国导弹研制的第一部管理流程,对产品设计及其审查验证、数据准确性鉴定、设计和生产的质量管理、人员和物资管理都有了明确规定。按这个流程办事,大大提高了研制工作相互间的协调性,大大提高了型号研制的速度和质量。

比如我国第一颗卫星,当时对总体方案有两种思路:一是搞成科学探测卫星,二是搞成工程卫星。搞科学探测卫星要有严格的姿态控制,卫星上要安装一套姿态控制系统,再加上几台科学探测仪器。那样的话,就复杂了,做成工程卫星则简单得多。工程卫星考核什么?如果发射圆满成功,那就证明我们掌握了发射卫星的一些技术。有了这套工程技术,要搞科学探测,装上仪器就行了。钱老反复研究了这两种方案,坚决主张上第二方案。经过高层决策,1970年,“东方红一号”发射一举成功。当时,我们做了五颗样星,结果第一颗星就成功了。1971年,我们用一颗备份星装上探测仪器,作为“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发射,也成功了。

钱老在卫星的发展上思路非常清楚:“东方红一号”重点解决工程问题,把队伍带起来;科学探测卫星打成后,马上先搞“急用的、实用的”,上马返回式卫星;返回技术解决后,再进入同步定点轨道,搞通信卫星。这实际上是钱老发展近地卫星的重要思路,即“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走了这三步棋,近地卫星的基础技术我们就都掌握了。这个思路今天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在当时很了不得:除了美、苏(俄)、中,至今还没有其他哪个国家搞返回式卫星,不是他们不需要,而是不敢搞。敢不敢跨这一大步、作这个决策,需要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需要智慧和勇气。当时,我们第一颗卫星打成,讨论下一步怎么走时,大家七嘴八舌,讨论得很热烈,是钱老拍了板,大家齐努力,一步步干成了。

他是人民的科学家

记:与钱老共事多年,您对他的为人如何评价?

孙:钱老平易近人,尤其对青年人非常爱护。他给我们讲课,大家都爱听。在一院时听他讲《导弹概论》,到五院搞卫星后,我们不懂,他便自编教材,讲《星际航行导论》。他坚持每周都拿出时间和我们讨论重要技术问题。那时我们都是年轻人,他是世界知名科学家,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一开始心里总有点紧张,但钱老很和蔼,总是笑呵呵地。他很少直接批评我们,总是启发式地教育。有一次开会,天气比较冷,门窗都关着,有人抽烟,其他人就呛得咳嗽。钱老什么也不讲,站起来打开门窗,冷风一吹,抽烟的同志这才发觉不妥,马上把烟熄灭了。

钱老为人严谨。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自行研制的一种新型火箭即将运往发射基地。其中惯性制导系统有一个平台,要装四个陀螺,如果陀螺能够很精确地装好,就再拆下来包好,运往发射基地。在总装车间,第一个陀螺装上了。车间师傅说四个陀螺是一批生产的,第一个能装上,其他三个也应该没问题。时间这么紧,是不是可以不再试装了?我想,师傅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没想到,到了发射场装配时,那三个怎么也装不上。我赶紧向钱老报告。他听到后并没有批评我,告诉我仔细研磨后再装。加工时,他也来到现场察看我们排除故障的情况。那种精密部件的研磨很费时间,我和工人师傅从下午1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4点,他也一直陪我们到凌晨4点。这件事给我印象太深了,虽然他没有批评我,但他那种无声的力量使我感到比批评更严厉。从此,哪怕一点小事我都认真办,不敢有丝毫马虎。

钱老的崇高品德还表现在他敢于负责,勇于替下属和青年同志承担责任。一次,我们新研制的一种导弹在发射试验时失败了,经分析,主要原因是发动机和控制系统出问题了,与总体设计和协调不够有关。我们总体部压力很大。在分析故障原因、总结教训时,钱老看到我们灰溜溜的,就主动给我们减压。他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你们只管研究怎样改进结构和试验方法,大胆工作。”钱老一席话一下子把我们的顾虑都打消了。在平常工作时,他总是鼓励我们大胆发表意见,并且诚恳地说:“你们的建议如果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如果失败了,大家一起总结教训,责任由我来承担”。几十年干航天,每当遇到重大问题不好下决心时,想起他的鼓励,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如实讲出来,和同志们探讨或供领导决策。我当了领导后,看到年轻人工作上有什么差错,也会像钱老那样,敢于替他们担责任,鼓励他们放下包袱,把事情办好。

记:钱老是怎样看待自己的?

孙:前不久,温家宝总理看望钱老,我们在电视广播中看到钱老精神矍铄,心里非常高兴。钱老曾经说过:“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这段简短的人生座右铭,是他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一生以科学态度追求真理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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