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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轶事
1911-1934年
1935-1955年
1956-1976年
1976-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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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1934年
进入哲学世界

发布时间:2005-10-11 15:22:33   点击: 5899次

自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越来越多地介绍到中国。世界劳动人民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拥戴列宁,信仰马列,向往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洪流。

钱学森是同代青年人中,较早接触马列主义的一个,并为他终生成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基础。

在家乡休学养病期间,他不仅读了许多史书,也认真地阅读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些著作使他大开眼界。他曾对父亲说,读了这些书,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崭新的世界。那里很像我们的西湖,真是美妙极了。

1931年9月,钱学森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美丽的故乡,回到上海交大,继续他的大学生活。

就在他返校不久,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对中国土地和财富觊觎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事端,将魔爪伸向了东北三省。蒋介石政府面对日寇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在短短的六个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祖国的大好河山破碎了,全国人民发出了收复失地的怒吼。学生们站起来了,纷纷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大批学生来到南京政府请愿。蒋介石在南京制造了上海学生“自行落水”的惨剧,进一步激怒了学生。于是,上海有更多的学生行动起来,高呼“抵制日货”、“将日寇赶出东北三省”、“反对投降,反对不抵抗主义”的口号,走向闹市、码头,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直到学期末,又发生了日寇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件。

当时驻守上海的蔡廷锴、蒋光鼎率领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上海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全力支持军队抗击行动,因而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再加上张治中率领的第五军的两个师的参战,淞沪抗战一直坚持了一个多月,日寇死伤万余人。可是,南京国民政府却坚持不抵抗政策,拒绝援助抗日将士,扣押各地捐献的物资,使日寇有机可乘,于3月初,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撤出上海。后来,在英法等国的“调停”下,3月初中日停战,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停战协定,宣布上海为非军事区,然而日本军队却留在了上海。

刚回校不久的钱学森也加入到学生运动中去。他虽然不是骨干分子,却是十分活跃。这血与火的洗礼,使钱学森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认识深刻而具体多了。

当钱均夫得知自己的儿子也加入了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时,并没有劝止,而是写信提醒学森要讲究策落,注意安全。

儿子的信却使母亲章兰娟放心不下,她担心儿子万一有什么闪失。钱均夫劝慰妻子说:“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应该大胆地让他到社会的风浪中去闯荡,让他晓得当今社会上的一切弊端,好从多方面认识社会,激励自己,努力读书,报效祖国。

在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暂趋平缓时,钱学森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更加注意学习。它不仅重读了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的有关著作,而且还读了一些西洋哲学史,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此同时,他还对一位匈牙利人写的关于论艺术史的小册子特别发生了兴趣。这位社会科学家用唯物史观,对艺术的发生、发展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使他受到很深的教益。从此,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热情愈来愈高,一个奇妙的哲学世界,向他敞开了大门。

就是在这个时候,钱学森开始接触到校内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时常参加一个小组讨论会。这个小组讨论会的召集人,是数学系的乔魁贤,参加小组活动的还有他的同学许邦和、袁轶群和褚应璜。后来,乔魁贤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该小组活动停止了,钱学森与这个小组的联系也随之中断。

失掉与共产党外围组织联系的钱学森,自然感到茫然。不过,在他周围还有许多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读书,讨论问题。那时,与钱学森很要好的朋友有林津、熊大纪、郑世芬、罗沛霖、茅于恭等。凡是钱学森喜欢的书,他们也都喜欢阅读。于是,一些早期的介绍马列主义的著作,总是在他的朋友们手中辗转传阅。他们除了阅读马列主义哲学著作外,还读了美国哲学家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从中吸取丰富的想象力;他们也读了罗素的许多作品,罗素那准确的表现才能,使他们陶醉。

伟大的哲学家兼数学家罗素说:“哲学可以使我们的眼光放宽,思想开阔,并且使我们的思想从世俗的压制下解脱出来。它使我们永远不满足于常人和科学家的知识,而是积极去探求更高的知识。”罗素的这一精辟论述,使他们更加懂得了攻读哲学的重要意义。

这年暑假,钱学森回到杭州,与表弟李元庆有了较多的接触。李庆元是学习音乐专业的,钱学森也酷爱音乐,二人志趣相投,所以很快就成为好朋友。在与表弟李元庆的接触中,钱学森感到他不仅擅长音乐,而且有广泛的艺术兴趣和很高的政治热忱。他积极拥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敬重鲁迅,对国内的政治时局也十分关注。

这年寒假的一个冬夜,钱学森与李元庆围坐在炭火盆旁,朗诵歌德的《浮士德》,那气势磅礴的诗句和深邃的哲理,使钱学森感奋不已。李元庆很认真地对钱学森说:“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中国青年,除了懂得李白、杜甫和鲁迅外,还要了解西方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因为中国总不能这样封闭下去,迟早是要走向世界的。”

在钱学森的印象里,表弟是一位有政治远见的青年,他总是高瞻远瞩地期待中国美好的未来。

1933年暑假,钱学森依然回到杭州。他几乎是天天和表弟李元庆在一起读书,讨论时事,散布漫游。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一再退让的政策,“一·二八”之后在上海日租界多次发生日本军队枪杀中国居民的事件。东北三省沦陷后,日本侵略军已经将目光转移到关内华北大地。然而,正在忙于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各军阀当局,对此却毫无防范。沉闷的时局,使他们感到窒息,也预感到一种不幸。因此,两人都不免有些心事重重。

有一天,钱学森和李元庆在湖边的草地上散步,钱学森突然看到一条比大拇指稍粗一些的小花蛇,正在与一只比它大好多的青蛙相斗。他们停下脚步,静静地观察,只见那条蛇,吐着红芯子慢慢迫近青蛙,而那只诺大的青蛙已被吓得浑身战栗,一步也动弹不得。花蛇见它已经失去反抗能力,于是便张开大口,一下子咬住青蛙的头部,尽管那青蛙大部份身体、四肢还露在外边,但是,仍看不到它进行最后的挣扎和抗争。再看那花蛇,它得寸进尺,正在一节一节的将青蛙全部吞入腹内,然后,拖着沉重的身躯爬进草丛深处。

这悲惨的一幕结束了。他两人面面相觑,都没有说话。然而,他们都似乎明白了什么。尤其是对于心地善良的钱学森来说,这种残暴的场面,给他的刺激太大了。他的心境久久不能平静。他心里反复地叨咕着一句话:这就是弱肉强食。不斗争,不反抗,就要灭亡;只有强者才能生存。

这就是哲学,尽管它是残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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