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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轶事
1911-1934年
1935-1955年
1956-1976年
1976-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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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55年
求助于祖国的短信

发布时间:2005-10-11 16:46:29   点击: 4019次

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问世了,可是,有谁知道,研究和创作这部论著所遇到的困难,超过了他以往所进行的任何一个科研课题。他进行研究的条件之差这且不说,还有使他更难以忍受的是来自美国当局的干扰。他的研究工作常常因为要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的所谓谈话而被打断。与此同时,美国移民局还强迫他每个月必须向他们作一次汇报。这对于钱学森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屈辱。每当这个时间到来的前后,他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研究工作也难以进行下去。

幸有爱妻蒋英与他共同承受着一切来自美国当局的压力;美国许多有正义感的科学家朋友,也并不因为钱学森是美国当局的“罪人”而躲避他。他们对处于困境中的钱学森经常给以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在写作书稿时,钱学森经常从与马勃博士的交谈中受益,他们的谈话虽然不属于那种学术性的探讨,但是,往往触类旁通,使他的思路豁然开朗。还应该提到的,就是塞尔登杰克梯和温克尔两位朋友,由于他们的热情帮助,使钱学森大大减轻了书稿写作时繁重的准备工作。

当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出版后,许多朋友赶来祝贺。他们之中自然少不了马勃博士、德普利马博士、塞尔登杰克梯和温克尔先生。钱学森和蒋英在自己家中举行晚会,热情地招待这些在他们处于困境中伸出友谊之手的朋友们,也祝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问世。

在晚会上,朋友们频频举杯向钱学森祝贺,钱学森夫妇也举杯回敬朋友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蒋英或和朋友们一起唱歌,或用钢琴为朋友们伴奏。最精彩的节目,是钱学森和蒋英的竹笛、吉它二重奏。这两件一中一西、一吹一弹的乐器在一起演奏,在场的朋友们第一次见到,备感新鲜;当听到他们演奏的那和谐悦耳的中国乐曲时,总是交口称赞,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蒋英的独唱是晚会的高潮,也是最后一个节目。当蒋英结束她的演唱时,朋友们热烈地鼓掌,在掌声中,钱学森拿着一束鲜花走来,恭恭敬敬地献给蒋英,并轻轻地吻了她。于是,大家的掌声更加热烈了,钱学森激动地用英语说道:

“密斯英,我冷酷岁月中的伴侣。她是天才、智慧和忠诚的完美体现。她与我一同承受不幸,共同分享朋友们给予的爱……”

这时,在座的美国朋友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并伸出大姆指高声说:“密斯英,是上帝赐于钱博士的最为珍贵的礼物!”

是的,无论在晴朗美好的白天,还是在凄风苦雨的夜晚,他们共同欢笑,共同流泪。不管是苦辣酸甜,他们都同享共尝。因为他们彼此的心用“爱”连结在一起。有了爱,纵然是狂风暴雨袭来,也不会把他们分离,也不会把他们击倒。

大洋迢迢万里,难以阻隔海外赤子思念祖国、回归祖国之心。钱学森在攻克《工程控制论》之后,依然不见美国当局有放他回国的动静,心中更加焦虑不安。

1954年4月,有消息传来,美国国务院于4月间发布公告,宣布取消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这个消息使钱学森夫妇大为振奋。他们再次收拾行李,又把三个轻便箱子打好,一旦接到联邦调查局的放行通知,便可立即启程。可是,他们又白白地等待了很久。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依旧对钱学森的住所实行严密监视,他的行踪仍然受到盯梢。他到有关当局去查询,美国当局对他的禁令也无从改口。

他,只有等待。

1954年9月初的一天,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郑哲敏(现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来到钱学森家里。他要回国了,在启程之前,特意赶来向老师辞行。

热情好客的钱学森夫妇留他一起吃晚饭。钱学森亲自动手,下厨房制作烤鸭,为郑哲敏饯行。对于郑哲敏能立即回国,钱学森羡慕不已。他多么盼望很快就有这样一天到来。郑哲敏只好安慰老师,他相信这一天并不遥远了。

临别之前,钱学森特别叮嘱郑哲敏说:“你回国后,要极力宣传两件事情:一件是运筹学,希望你和清华大学钱伟长教授说一说。这个学科美国也刚刚开始研究。我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如何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计划性方面,运筹学起着重要作用。另一件是要讲力学对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像流体力学是马上能够应用的,诸如油管、水管的生产和管理问题等。总之,要向有关方面,特别是领导、管理部门宣传,引起关注。要使科学技术尽快为生产服务,早日转化为生产力。”

郑哲敏回国去了,他也带去了老师那急切为祖国服务的一片赤诚。

钱学森依然在等待。此时,他更加迫切需要了解新中国在恢复和建设中的情况,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跟上祖国飞跃发展的新形势。于是,他经常阅读香港出版的《大公报》、《文汇报》以及美国的《华侨日报》。他还认真地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认为应该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钱学森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他和蒋英都非常焦急,昼夜苦思冥想,不知怎样才能尽早地结束这种日子,尽快地回到祖国去。突然有一天,蒋英想出了一条妙计——

那是1955年6月的一天,骄阳似火,蒋英带着两个孩子,伴着钱学森佯装上街闲逛。他们巧妙地避开了特务的尾随盯梢,迅速溜进一家咖啡馆。蒋英边喝咖啡,边逗孩子玩耍,钱学森面前虽然也摆放着一杯咖啡,但却无暇吸饮,而是以香烟盒作纸,忙着用中文写信。一介香烟盒纸,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上面写道:

我提笔写这便条,万感千念,对祖国、对亲友相思之甚,寸 阴若岁。耳闻祖国建设蒸蒸日上,敬之,喜之。阻碍归国.禁令已于4月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戚戚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还乡,帮我结束客居海外生涯,还我报国之宿愿。切切!

短信写好后,他连忙装进一个写好的信封里,由蒋英机敏地投入咖啡馆门口的邮筒里。

这信是寄往比利时蒋英的妹妹家的,请她迅速转给父亲的世交陈叔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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