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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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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55年
日内瓦中美会谈

发布时间:2005-10-11 16:47:39   点击: 2967次

1954年4月25日,中、苏、英、美、法五国外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会议,并由此开始了中美大使级谈判。

五国外长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亚·约翰逊(后来曾任美国副国务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开始了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初步接触。这样的接触,在整个会议期间,进行了三次。外长会议结束后,由双方驻日内瓦总领事继续进行。

在外长会议的谈判桌上,中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曾向美国严正提出平民返回祖国问题,并尖锐地批评美国阻挠中国留美人员回归祖国的行径。

然而,由于美方的封锁,信息阻隔不通,加之,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旧中国赴美留学人员的底数不清,谈判桌上我方苦于缺乏指控美方政府阻挠我回归同胞的足够证据。因此,屡遭美方代表的矢口否认。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中美两国处于相互敌视状态。两国之间,除了在朝鲜战场上较量和在板门店谈判中有接触外,再就是伍修权率领代表团去纽约联大控诉美国,此外,别无往来。

朝鲜战争以后,美国有一桩心事要和中国交涉,即美国的第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人员还关押在中国。美国政府既想要求遣回那些在华人员,又不情愿同中国直接接触,他害怕的是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美国曾设想通过当时以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关系的英国来办理这件事。

1954年5月,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得到这一信息。于是,他明智而果断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日内瓦近郊的驻地召集中国代表团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周总理认为中国不应该拒绝和美国接触。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如此敌对和僵硬的条件下,中国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释放在华人员的愿望,开辟中美之间互相接触的渠道。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通过了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的安排,中美两国代表将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会谈。周总理当年的意愿是:在中美之间留出一条门缝,以便于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一条表达双方意见的通道。

3个月以后,中美大使级会议正式在日内瓦举行。之后,中美两国的总领事和大使级围绕着朝鲜战俘和平民回国问题的谈判,一直处于谈谈停停,停停谈谈的拖延状态。

就在这时,钱学森的短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陈叔通老人的手中。

陈叔通,当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浙江杭州人,是钱学森的同乡,也是钱学森的父执、钱均夫的老师、求是书院学监陈仲恕之胞弟。老人展阅钱学森写在香烟纸上的求援信,心情十分沉重,他为钱学森的拳拳报国之心所感动,也为他的险恶处境而焦急。就在他收到短信的当天,便迅速将这封短信转呈给周总理。

周总理看了这封短信后,激动地用手拍着桌案说:“好,有了这封信,我们就可以向他们要人了。看他们还怎样抵赖?”

当即,周总理将就要赴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同志招来,将钱学森的信递给王炳南看过后,严肃地说道:

“炳南同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它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回国。你要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争取早日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回国。”

1955年8月1日下午四时。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再次复会,谈判在日内瓦联合国大楼举行。

根据谈判惯例,会谈一开始,主要是双方代表首先就谈判的议题进行讨论。中方代表王炳南建议,这次会议应将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列为第一议题。美方代表亚·约翰逊也提到了一些议题,特别强调要把战俘问题列在首位。经双方磋商,最后达成一致,同意首先讨论平民回国问题。王炳南见议题已定,便按照周总理的部署首先通知美国:

“尊敬的约翰逊大使先生,我们在正式讨论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之前,我奉命通知阁下:中国政府已于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当天离开北京,预计8月4日可以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的这一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产生有利影响。”

赴日内瓦会议以前,王炳南大使的想法是“先谈判,后放人”。但是周总理的部署却是“先放人,后谈判”。实践证明,周总理的部署是十分成功的。中国政府释放美国战俘的消息宣布以后,国际舆论很快认识到中国政府对中美会谈是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人们的感情很快地倾向于中国,连美国各大通讯社的记者都禁不住感叹:“啊,中国人又抢去了主动!”

8月2日,会谈继续进行。当开始讨论两国平民回国问题时,王炳南大使陈述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并把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名单提交美方。这一举动,使得缺乏诚意的美方代表立即陷于被动。他们既不能向中国提供相应的在美的中国侨民名单,又没有具体的措施。美方大使约翰逊在历时1小时的会谈中,一再声称美国国务院已经在1954年的4月份发布公告,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约翰逊还信誓旦旦地向王炳南大使保证,美国政府对任何想去共产党中国的中国人都不会加以任何限制。所有以前被命令留在美国的中国技术人员,一经得到中国通知,可以自由离境。

面对当面撒谎的谈判对手,王炳南大使遵照周总理的提示,当即将钱学森的短信及翻译件,摆上了谈判桌。而后义正词严地质问道:“大使先生,既然美国政府早在去年4月间就发布了公告,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今年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呢?显然,实际情况并不像大使先生所说的那样。事实是中国留学生的回国要求,依然遭受到种种阻拦。他们的正当要求不仅不能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自由也受到了严重侵害。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王炳南大使的质问下,在钱学森的短信面前,约翰逊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他只好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耸耸肩膀说道:“难道真有此事?我们要进行调查。”

这天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事实揭穿了美国的谎言。美国政府不得不在当年的8月4日,即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三天,被迫匆忙通知钱学森,准许他离开美国。长达5年的禁令,终于被解除。钱学森长达5年的软禁生涯,从此宣告结束。

据王炳南同志后来回忆,五十年代末,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非常高兴地对大家说:

“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积极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是这一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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