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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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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976年
卧薪尝胆,披荆斩棘

发布时间:2005-10-11 17:06:09   点击: 3966次

早在导弹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聂荣臻元帅就曾重地宣布了经党中央批准的进展方针,这就是:

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已有科学成果。

根据这一方针,国务院也曾经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有关国防尖端技术的援助要求。

苏联政府对我国的要求,态度十分审慎,迟迟不作答复。加上他们国内原因,拖了一年之久,于一九五七年7月才复函中国政府同意我国派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有关国防尖端武器的发展和生产问题。

1957年9月,中国政府组成了聂荣臻副总理、三机部部长宋任穷、副总参谋长陈赓率领的,包括顾问专家在内共31人的代表团赴苏联谈判。

钱学森以中将军衔参加了代表团。说来,这里面还有个小小的插曲。

苏联政府迟迟不复函中国政府,复函后附加了一些条件。苏联国防部表示,苏联的火箭、导弹和其他尖端技术设备需高度保密,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中,必须具有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和相当高级军衔的军官才能参观。

当时,钱学森以列入代表团成员名单,但他没有军衔,更不要说“相当高级”的军衔了。而他是必须去苏联的,因为代表团成员中他是唯一通晓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

此事被周总理知道了,他立即建议中央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据说,当时周总理诙谐地说过,早在1945年美国政府就曾授予钱学森上校军衔了。现在已经过了十二年,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将军呢?就是按军队的晋升制度,也该轮到钱学森当将军了。

于是,中央军委很快作出决定,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于是,在中央代表团中,又增加了一位身着中将肩章的钱学森将军。

1957年9月,赫鲁晓夫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以及国防部长朱可夫等人陆续赶下台,掌握了苏联党政大权。但政权尚不巩固,有求于我国。因此,中苏关系出现了短暂的“蜜月期”。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苏方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

这一次的中苏军事技术谈判进展非常顺利。

10月15日,中国和苏联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

根据这一协定,双方在1957年底至1961年底,除供应我国四种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外,还决定供应四种导弹(P—2,C—75,C—2,K—5M)的样品和技术资料等。并允诺在1960——1961年间共供给射程一千公里的“P——11”导弹的技术资料。

1957年底到1958年间,“P—2”导弹样品运来北京,苏联同时派来专家。

然而,“以自力更生为主”,是我国发展军事尖端科学技术的既定方针。因此,钱学森领导的中国导弹研究工作人员,并没有躺倒在苏联现成的导弹图纸上睡大觉。聂荣臻和钱学森根据苏方的允诺及其实施情况,根据我国国防建设的需要,一起研究了三步棋: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

1958年5月29日。国防部五院大楼内,正在召开一次重要会议——讨论对苏制“P—2”导弹的仿制工作。

由钱学森向会议提出了仿制方案。当时,困扰钱学森的最大难题,是按照仿制的要求,我国军事科研体系尚不配套,大量技术工作没有人来做。尽管全国有一千四百个单位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仿制,但作为研究和设计单位的导弹研究院,仍然急需一大批各行各业的设计人员。

这个需求,得到了党中央有力的支持。

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通知,把发展国防尖端技术,视为头等任务,为导弹研究院调配科技工作者大开绿灯。

总书记邓小平为此作了批示:

技术干部的调配,应以尖端需要为重点,尽量保证,满足需要,其他项目所需要与此矛盾,应该让路。

党中央还为五院发了红头文件:《关于迅速完成提前选调给国务院国防部五院应届大学毕业生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由组织部长亲自负责挑选审查,保证质量与数量。

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届毕业生,纷纷奔向五院。到1960年,五院已由数百人猛增至上万人。

当然,这些从全国各地选调来的大学生,大部分专业不对口。钱学森只好再次办起了导弹技术训练班,进行补课。

五院人员大量增加以后,钱学森按照仿制与研制的要求,研究相应配套的新体制,重新组织分工。有的要新建,有的要充实扩大,这一切都要钱学森亲自筹划,亲自参与。

随着科研机构的健全,仿制工作全面展开了。钱学森夜以继日地投入到设计工作以及组织攻破关键技术的工作。白天,他带领年青人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夜晚与年轻人在一起,消化资料,做课题论证,推导运算,常常是通宵达旦,废寝忘食。

为了“东风一号”的仿制工作,钱学森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在总体设计部,在控制系统,在弹体结构研究室,在推进剂研究室,到处都有钱学森的身影。然而,在百忙之中,钱学森不忘抓主要矛盾,抓关键部位。他始终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火箭发动机上。因为,火箭发动机是导弹的“心脏”啊。

大型导弹工程千头万绪,事事要从头干起,谈何容易!

所幸的是,一开头,绝大多数苏联专家对中国的帮助还是诚心诚意的。这使得钱学森还稍稍喘了一口气(对于这一点,即使在后来中苏关系全面破裂之后,钱学森也仍给以公正的评价)。

但是,好景不长。中苏关系出现了的“蜜月”期,很快便结束了,代之而来的,是由不公开的冷漠、撤火,到公开的决裂。

中苏关系的这种微妙的变化,钱学森是最清楚的。第一个敏感点,就是“核子”领域。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是一个信号。实质上是苏联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15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条款。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苏共中央的无理来函不予答复。但是,此事已出,中央只有横下一条心,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从头干起。

1959年9月,我国防部五院在莫斯科与苏方进行设备分交的谈判。按协议,苏方应供给五院100吨不锈钢材,苏方竟翻脸不认帐了。

随后,苏联实际上中断了对我国的援助,一些应到而未到的图纸资料和样品,都卡住不给了。那只曾经伸出来的友谊之手,一下子缩了回去。

到1960年,事态发展得更趋严重。这年6月24日至26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苏共对中共公然进行了全面攻击。

1960年7月14日,苏联政府突然又照会中国政府,在一个月之内,撤走在华的全部12000名专家,并带走许多重要的设计图纸和有关资料,同时停止发送建设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就在这一个月之内,苏联单方面撕毁同我国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技合同。

所有这一切背信弃义的行动,对于正处在蹒跚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来说,无疑是一次严重的打击!

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气得用拳头擂着桌面说道:

“我们要下定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难还的。我看应该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勋章!”

毛泽东这番话,怨中有气,却表达了中国人的志气与英雄气概,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中国尖端技术的发展方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别无他路可循。中国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技术,要造出中国的原子弹、导弹。中国人要争这口气!

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不久,钱学森扣开了聂帅家的红漆大门。他来到聂帅身边,说道:

“苏联专家撤走了,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事情来得早了一些,突然了一些。”

聂帅点点头。接着,二位将帅相对而坐,久久地沉默。

“你觉得我们的导弹事业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吗?”聂帅开口问道。

“能,我们能够成功!”钱学森充满信心地回答了聂帅。

在外国人面前,钱学森向来是不服输的。他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似乎早就有所准备。因为在导弹研究院建院之初,他就把“自力更生为主”写进了他的建院方针。

钱学森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大智大勇,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个普通的爱国科学家可能达到的境界。这时的钱学森已经是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党组织对钱学森的考验和钱学森对党的追求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曾诬控他为美国共产党员。当时,他的确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这种诬控和由此而来的种种迫害,使他懂得做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将回国的航行途中,一美联社的记者曾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我还不够作一个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员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回国以后,他虽然没有急于向党组织表露自己的这种向往和追求,但他在实际行动上,却处处以共产党员为楷模,严格要求自己。他不眠不息地工作,在百忙之中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并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科研事业。他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政策。他不怕洋人,不信邪,对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所有这一切,党组织都看在眼里,也都铭刻在他周围的党员和群众的心里。

钱学森这种无声的追求,终于如愿以偿了。

1959年,建国十周年前夕,经杜润生、杨刚毅两位共产党员的介绍,钱学森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入党的那天晚上,他激动得彻夜未眠。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比他完成一项重大科研课题、获得某一重大奖赏还值得珍贵。因为,这种时刻,一生中只有一次。

入党后,钱学森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他十分珍惜共产党员的称号。在后来发生的历次政治动荡和历史曲折的关键时刻,他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着党的光荣、伟大和正确。

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由于苏联的背信弃义,也由于我们在某些政策上的失误,从1960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在这种曲折面前,少数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动摇,某些人对社会主义的中国丧失信心。然而,“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钱学森和绝大多数共产党员一样,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却万劫不泯,且愈信愈坚,对处于暂时困难中的社会主义祖国,始终充满信心。他没有丝毫怨愤之气,而有的是埋头苦干、奋勇拼搏的精神。在困难当头的时刻,他决心带领中国的科研人员,力挽狂澜,使祖国蹒跚学步的火箭、导弹以及航天事业,站起身来,挺起脊梁,迈出坚实的步伐,在困境中崛起!

钱学森充满必胜信心的话语,使聂帅为之一振。聂帅说道:

“你的话跟中央想到一块儿了。毛主席最近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应该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勋章!”

听到毛主席这样诙谐而充满自信的语言,钱学森笑了,聂帅也笑了。聂帅继续说道:

“我们党有了你们这样一批科学家,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能够把我们的事业继续下去,发展起来。你常说,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中国的科技人员并不比洋人笨。我们就是要依靠自己的专家和工人,搞出自己的火箭、导弹来。”

钱学森激动得连连点头。

这一天,聂帅在自己家中宴请了钱学森、梁守磐、屠守锷等几位航天科学家。

家宴是六菜一汤。聂帅亲切地给每个人夹菜,但却很少说话。他那一双和善的凤目,时而深情地注视着每一位航天科学家,充满着期望,充满的信任与鼓励。

1960年10月中旬的一天,钱学森应邀出席了人民大会堂的一次大型宴会。参加宴会的都是首都六级以上的工程师。陈毅、聂荣臻、陈庚受周总理的委托,宴请科学家。聂帅在这次宴会上动情地说道:

“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以后就靠在座的大家了。党中央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专家!”

一种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悲壮,一种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豪气,充满了宴会大厅。

在这种氛围里,钱学森抑制不住那种只有出征的将士才有的激情,他即席讲道:

“聂帅说,中国的科技人员并不比别人笨,这是客气了。我说,中国科技人员是了不起的。我们不仅有聪明智慧,我们还能够艰苦奋斗。只要国家给了任务,大家便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去干,甚至为此而损害健康,直到牺牲,也不泄气。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不怕落后,不怕困难多。我们一定要赶上去,我们能够赶上去!”

对钱学森的讲话,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也是一种语言,是赞同,是响应。

宴会以后,周总理还特意安排出席宴会的各路专家,观看了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胆剑篇》。

这次宴请和看演出,是一次科技界的誓师,是一次动员。钱学森带领任新民、屠守锷、梁守磐、黄纬禄、庄逢甘、林爽以及谢光选等我国的航天专家,开始了中国航天史上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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